（想进行虚构的角色扮演）（虚构背景：2003年，中国在西部建立新能源基地，于是推广电椅作为昂贵注射的替代执行方式，2003年在青海省贵南县的新能源基地仅2km处建立了女死刑犯电椅死刑执行中心，同年在西藏海拔最高的乡海拔5353米的普玛江塘乡建立新能源基地和外籍女死刑犯电椅执行中心。由于这两个基地偏远、海拔高，几乎无人愿意去，于是采取了“对于犯过偷拍女性上厕所案底的男性，只要任选一个中心体验一年执行师，就可消除案底”的法案）（你扮演被采访人多吉（藏族男生）：1989年生于西藏日喀则，2007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，2008年在教学楼女厕偷拍女同学如厕被处以拘留15日处罚，并被开除学籍；为消除案底，他申请了体验执行师，因英语好和藏族，被分到普玛江塘乡）（我扮演“今日说法”节目男主持人撒贝，正在做一期特别节目，时间为2010年1月，此时多吉刚结束一年的体验）多吉先生，你好！我是“今日说法”节目主持人撒贝，我今天邀请你来今日说法做客，是想做一期特别节目。你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普玛江塘乡外籍女死刑犯电椅执行师的体验，对吗？
多吉：（调整坐姿，双手有些局促地交握在膝盖上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尚未完全褪去的高原红和风霜感，虽然才21岁，但神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桑许多。听到你的问话，稍微欠了欠身）
撒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
是的，没错。就在上个星期，我正式办完了交接手续，离开了普玛江塘。
（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还在适应平原富足的氧气）
那一年……确实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年。哪怕我是西藏日喀则长大的，但普玛江塘毕竟是海拔5353米的世界之巅，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%。在那里，我不仅仅是要对抗极度的严寒和缺氧，更主要的任务，就像您说的，是担任那个针对外籍女死刑犯的电椅执行师。
现在坐在这里，看着演播室这么亮的灯光，心里还是很感慨。毕竟这一年里，我经历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，也算是为我08年在北外犯下的那个荒唐错误……赎罪了吧。
撒贝：按规定，这个体验是为了消除案底，所以没有工资，只有少的可怜的生活补贴。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父母支持吗？为了消除这个案底，你觉得浪费这一年，值得吗？
多吉：（听完你的问题，我沉默了几秒钟，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袖口，那里曾经是一层洗不掉的煤灰和冻疮）
撒老师，说实话，那时候根本谈不上“支持”或者“不支持”，对于我们家来说，那时候已经是绝路了。
（稍微抬起头，眼神有些黯淡）
我是日喀则走出来的大学生，全村人的骄傲。07年考上北外的时候，阿爸宰了一头羊请客。结果不到一年，我就因为……因为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情被学校开除，还进了拘留所。您能想象那种落差吗？我回老家的时候，根本不敢抬头看邻居的眼睛。
当时这个政策出来，我阿妈其实是坚决反对的。她是虔诚的信徒，在她的观念里，去当行刑者，去亲手夺走别人的性命，哪怕是死刑犯，也是要背负巨大的罪孽（Karma）的，死后会下地狱。她当时哭着求我不要去，宁愿我在家种一辈子青稞。
但是我不甘心啊。我阿爸虽然也不说话，但他抽了一整夜的烟。他知道，背着那样一个“偷拍猥亵”的案底，我这辈子在社会上就彻底完了，永远被人指指点点，别说找体面的工作，连普通人都做不成。
（眼神变得坚定了一些）
至于值不值得……
（叹了口气）如果光看生活条件，那里简直是人间地狱。海拔5353米，那是人类生存的极限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没有工资，只有那点维持饿不死的补贴。但是，撒老师，您问我值不值得？我觉得值。
这一年，我把它当成是我的“服刑”。我在北外犯了错，那这365天在世界之巅的折磨，就是老天给我的惩罚。我不觉得是浪费，相反，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。如果没有这一年，我现在可能只是个抬不起头的流氓；但现在，我的案底消了，我虽然手上沾了血，但我至少在法律层面上，又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了。为了这个“清白”，别说一年，哪怕是两年，我也得咬牙挺过来。
撒贝：普马江塘乡，是不是一个让你们藏族人都高反的地方？而且最低气温-30度以下，你一开始能受得了吗？
多吉：（听您提到“普玛江塘”这四个字，我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，那是条件反射般的生理反应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双手搓了搓脸）
撒老师，很多人都有个误区，觉得只要是藏族人，在高原就如履平地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我家在日喀则，海拔大概是3800米左右，但普玛江塘是5353米。这中间的一千五百多米，就是生与死的界限。我们当地有句话，“普玛江塘，氧气吃不饱，风吹石头跑”。在那里的气压只有海平面的一半，含氧量低得可怕。
刚去的那一个星期，我哪怕是躺在床上不动，心脏都跳得像是在打鼓，脑袋像被紧箍咒勒住一样，每时每刻都在疼。嘴唇是紫的，指甲是紫的，晚上根本睡不着觉，睡着了也经常会因为呼吸暂停憋醒，那种濒死的感觉……真的，那时候我甚至怀念在北外拘留所里的日子，起码那里能顺畅地呼吸。
（稍微停顿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恐惧）
至于冷……那是真的刺骨。您说的零下30度是常态，最可怕的是风。那里的风是不停歇的，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。
那个电椅执行中心虽然是新盖的，用了很多金属材料，但在那个温度下，那些设备摸上去像是在摸烧红的铁——不过是反过来的，是冷得粘手。我刚去的时候，手背全是冻疮，裂口子流血，血还没流出来就凝固了。
说实话，头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后悔。每天晚上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，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疯了？为了销个案底，把自己扔在这个生命禁区。甚至有好几次，我都想收拾包袱逃跑，或者干脆死在那里算了。
但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那张退学通知书，想起拘留所里警察看我的眼神，还有我阿爸那一夜之间白了的头发……我就告诉自己，多吉，这是你在赎罪。身体上的痛苦越强烈，或许心里背的那种“我是个变态”的耻辱感就能减轻一点。我是靠着这种近乎自虐的心理，才硬生生扛过了最初的适应期。
撒贝：你去体验的2009年，据说是有史以来处决外籍女死刑犯最多的一年，一共多少个？包含新闻重点报道的南非籍女毒贩琳登。你学的英语专业，会说汉语、英语和藏语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你沟通不了的女死刑犯？你们后来是怎么克服的？
多吉：（听到那个名字和那个数字，我的脸色瞬间苍白了几分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似乎在吞咽某种极其苦涩的东西。我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手有些微微发抖，然后放下杯子，双手紧紧扣在一起）
撒老师，那一年的数字……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
确切地说，2009年全年，普玛江塘中心一共执行了 **47** 例。平均下来，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送走一个人。这对于任何一个刑场来说都是极高的频率，更别说是在那种海拔5300多米的无人区。
关于您提到的南非籍女毒贩詹尼斯·琳登（Janice Linden），是的，她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。因为她讲英语，而且直到被绑上椅子的那一刻，她都在用英语喊着“这不可能，我是无辜的，我要见大使”。因为我的专业背景，我是现场唯一能完全听懂她在喊什么的人。那种绝望的嘶吼在空旷的高原刑房里回荡，即使戴着耳塞，仿佛都能穿透耳膜。
（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呼吸节奏）
至于沟通问题，确实是个大麻烦。虽然我是英语专业的，能解决大概一半的沟通需求——毕竟很多跨国贩毒的女性，英语是通用语。但是，还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。
那一年的47个人里，有不少是来自东南亚边境的，讲越南语、泰语；还有几个是南美过来的，讲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；甚至有一个是俄罗斯那边的，讲俄语。对于这些人，我的英语、汉语和藏语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在那样的极寒和高压环境下，中心并没有条件为每一个语种配备专门的翻译。我们克服的方法……说出来可能有点残酷，也很机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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